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底线。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更表明公平已成为社会人本的最高诉求。然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引人思考。

    5月4日，一辆飞驰的运钞车将湖北麻城市纪委副书记撞倒，致其身亡，肇事司机被迅速拘留。3月17日，也是在湖北，当阳女市长范晓岚驾驶一辆丰田越野车，将一名11岁男童当场撞死，后续处理却大不相同。女市长“出事”4月10日才被媒体曝光，又过了两天后才被宣布“离岗接受组织调查”，再过了两天，交警才认定“范晓岚负全责”，但称属于“过失犯错”，不一定必须刑事拘留。

    同样是驾车超速，同样是撞死了人，为啥运钞车司机被迅速拘留，女市长却被认定“过失杀人”，可以“宽大”？如果不是被曝光，不是民众再三追问，开着超标公车的女市长恐怕还端坐在领导宝座。我们的法律有如此的“弹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法律天平之所以倾斜，实质是某些执法者禁不住“外界干扰”。

    我们总在强调司法独立，行政不得干预司法。但是，地方公、检、法机关终归与本地行政长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接受其直接或间接的领导，经费划拨等更需仰仗地方财政。“吃人嘴短”，仕途攸关，面对人情批条，想不给“面子”？难！这也是一些高官腐败案必须由中纪委介入、要到异地审理的重要原因。对此，有人呼吁“中央直管”与“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可这些目前还不现实，同样存在可能形成“部门强权”等争议……

    还有一条新闻，央视《每周质量报告》2007年3月曝光河北晋州市一棉织厂生产“毒毛巾”，后经相关部门检验，该厂毛巾虽不合格，但不含致癌物。棉织厂对央视提出控告。法院认定“毛巾厂应容忍社会公众及媒体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驳回控告。有人评论，这是“强势媒体VS弱势企业”的胜诉，并不具有普遍“示范效应”。假如坐在原告席上的是某高官，或是某国有垄断大企业，而被告只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法院是否还会以“官员或商品生产者应容忍社会公众对其作出的苛刻批评”为由，判决被告无罪吗？君不见，在彭水诗案、孟州词案、五河短信诽谤案中，弱势监督方连法院的门都没摸到，就被司法机关“摆平”了。

    这再度说明执法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对权力辐射与社会反响的取舍，对司法裁量的影响有多大。怎么办呢？恐怕还是需要引入“群体决策”。换言之，法院判决也不能搞“一言堂”。在西方司法实践中，陪审团的影响力很大。甚至在谋杀案中，法官也得听从陪审团认定的“有罪”或“无罪”。陪审团是由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组成，以减少“傲慢与偏见”。与之相似的，我国如今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我们的人民陪审员还存在“外行指挥不动内行”、“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甚至是“陪审花瓶”等困惑。而这显然不是“南橘北枳”的问题。

    世上没有“绝对公平”，不能成为法律天平倾斜的借口。在社会各层面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司法制度变革没有“迟滞”的理由。至少，“同案不同判”不该如此频繁、如此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