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奥运事务层面的危机应对，北京奥运的自身公关机构——新闻中心，采用了一些符合危机公关处理规范的做法：设置24小时热线电话，主要负责人的手机随时开机供记者核实信息。

    李湛军认为，当时新闻中心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迅速准确地向记者提供所需信息。新闻中心是奥运公关系统里和新闻记者打交道最多的单位，可往往有公关危机发生，“我们并不比记者知道得早。有时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们才赶紧下去查有没有这回事”。

    此后的斯皮尔伯格辞职事件，李湛军所发挥的作用同样有限。“当时开闭幕式工作部全部人都在忙彩排的事，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李湛军说。

    “是哪个部门的事情，哪个部门负责。没有交给我们办，不是我们工作范围的事情，我们也是打电话四处去问才知道的。我们不是指挥部门，有些情况也不向你报告。”

    斯皮尔伯格事件的影响

    2008年2月12日，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一个不再担任北京奥运会海外艺术顾问的书面声明，成为了一个标志性事件。

    自从北京赢得奥运主办权后，就一直力图让中国政治与主办奥运分开，并且对任何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人进行抨击。而斯皮尔伯格则非常高调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北京奥组委官员在事件发生当天没有就达尔富尔或是斯皮尔伯格之事发表评论。中国官方媒体也对此基本保持沉默。在此之前，北京奥组委曾经指责将奥运与政治挂钩的做法。

    2月14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开始回应斯皮尔伯格的声明和所谈及的达尔富尔问题。此后，北京奥组委也发表了与外交部立场一致的声明。

    面对达尔富尔与北京奥运相关的问题，中国方面出面澄清和回应的几乎全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而非奥组委官员。“奥组委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通过外交部对事实作出澄清，更有利于外界了解真相。”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媒体服务处处长李京波说。

    接下来中国政府更高层面的反应，使斯皮尔伯格事件的影响开始超出预期。中国政府在此后再次派出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访问英国和苏丹从中调停。

    曾为北京申奥作出重要贡献的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机构CEO赵文权认为，北京奥运会的政府痕迹过重，这是北京奥运公关的遗憾。“政府直接出现在第一线，有的时候会很被动。但我想这是个意识的问题，政府总会认为，这么大的事情，总是不放心，不能给民间人士足够的空间、平台。”

    安庆国际法律事务所(AkinGumpStraussHauer&FeldLLP)在北京的合伙人埃利奥特·卡特勒(EliotCutler)称，这件事情（斯皮尔伯格抗议）开始像滚雪球一样。中国政府没有充分估计到本届奥运会可能受到非常公开化的争议话题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