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仇富心态越发浮现的今天，王峰毅然选择了聘请保镖。在广州做生意的王峰告诉记者：“我的许多朋友都聘请私人保镖，因为现在社会太不安全，而且很多人一请就是几个，老婆需要保护，儿子需要保护，父母同样需要保护，一个保镖每月投资几千元，还是非常划得来的。”

　　 近年来，沿海一带城市的保镖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至于一些中介机构不得不四处物色“武林高手”和退役军人。

　　 据业内人士称：在广东，活跃著一批大多以司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老板身边的私人保镖，据估计，仅广州保镖人数就不少于5000人（也有一说为1000人）。那些聘请保镖者多是文艺界名人、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其中尤以外资、独资和三资企业的老板居多。在深圳等地，以不同名义开办服务公司，培训、提供私人保镖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一位不具名的法律专家分析保镖行业红火的时候说：“社会转轨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比任何阶段都复杂，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一大问题。由于财力警力有限，这注定了在现阶段和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共安全和个体人身财产安全与保护。而公共安全存在缺陷，在客观上则为私人保镖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需求关系并提供了足够生存空间。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公民个人聘请私人保镖其实是克服公共安全缺陷的不得已举措。”

　　 富豪外移

　　 清华大学社会学者李强注意到了富人阶层的不安全感，“他们往往存在‘外移’倾向，把家人送到国外去，把资产往外移。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体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私企老板吴金勇正在做李强教授所说的事情。2003年，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移民加拿大，并通过香港的渠道逐步转移自己的资产，他告诉记者，自己由于只能在国内赚钱，所以很难到国外去，但是除了先期抵达加拿大的亲属外，自己两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也将被送到国外读书。“等他们在国外安稳下来以后，我就可以将这边的生意放一放，一起出国，人这一辈子总不能一直为钱奔波吧。”

　　 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私营企业家都抱怨国内的私有财产保护不力，但是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指出，许多私企老板的钱本身来路不明，一些财富是通过掠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来，所以他们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有时候显得异常滑稽。

　　中高收入人群最缺乏安全感

　　 评估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安全感目前已经成为一些调查公司的新项目，据北京零点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社会上安全感最低的并非最高收入或最低收入人士，而是中等偏上收入的一群。

　　 调查中发现，蓝领、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社会安全感反倒最高，高收入人群对社会治安的评价也较高，对此，该公司的资深调查员袁岳解释说：“收入处在中等偏上的人群比较尴尬，他们有一定经济实力，但又不足以像高收入人群一样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相反，高收入人群有钱，居住的地方安全；低收入人群没什么钱，很少会受到犯罪分子的侵袭。

　　 但是鞋业界老板王丰富（化名）很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相反，他的住宅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城堡”，保安设施应有尽有，但也让人觉得非常憋闷。

　　 王丰富对记者说，富人们虽然坐享“先富起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同样需要面对许多令人恐惧的现实。他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几年前发生在福建晋江的一起谋杀案。

　　 那一年，晋江当地的安海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及其妻谢秀前，女儿吴淑芬、吴冬红一家四口在家中被害，当时，检察机关起诉凶手吴鸿科的罪名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根据吴鸿科的口供，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钱，他进入该副总裁的宅院后，劫走2000元及一条白金项链（价值500元）后，又从门后柜子上劫走黄金饰品“金双喜”“金老鼠”各1块（价值3395元）。